官营手工业的生产成本。因为政府通常需要留役工匠，如天宝年间铸钱，“约每炉役丁匠三十人。每年除六月七月停作，余十月作十番。

  十月作十番即一番为一个月，每个工匠必须服役一个月，这就超出了每个工匠应服役二十天的规定，那么超出应服役期的十天，官府必须支付工资，而且史料上也记载“丁匠在外”。这些都说明政府铸币所花费的人工费用不断上升。

  总之，唐代铸币原料和人工费用的升高使整个铸币成本升高。所以当铸币成本超过所得，铸币越赔越多的时候，铸币量自然会受到影响，因此导致铸币供应有限。有限的货币流通量和不断增加的货币需求量之间矛盾日益尖锐，私铸钱币便开始盛行并进入流通领域。

  “私铸”问题一直是困扰唐王朝最头疼的问题，对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

  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影响货币的价值，使良币受恶币的驱逐。唐肃宗上元元年六月，“诏曰：因时立制，顷议新钱，且是从权，知非径久。如闻官炉之外，私铸颇多，吞并小钱，踰滥成弊。抵罪虽众，禁奸未绝”。

  二是私铸钱币进入流通领域使货币数量过多，币值降低，物价上涨。据《旧唐书》记载，“仪凤四年四月，令东都出还年糙米及粟，就市给糶，斗别纳恶钱百文。其恶钱令少府司农相知，即令铸破。其厚重径合斤两者，任将行用。时米粟渐贵，议者以为铸铁渐多，所以钱贱而物贵。于是权停少府监铸钱，寻而复旧”。

  私铸恶钱导致币制紊乱，严重的破坏了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秩序。因此，唐王朝制定一系列政策应对私铸恶钱，但取得的效果一般。

  一、收兑恶钱。这是较为符合经济原则的措施。在与私铸现象的斗争中，政府经常采取收与禁相结合的办法来减少流通中恶钱的数量。政府出绢布、米、官钱来收恶钱。

  二、改铸钱币，改行当十、当五十钱。通过提高官钱的价值来遏制恶钱。

  三、增加官铸钱币。高宗乾元以后，逐渐扩大官铸，至仪凤四年竟有人把“铸钱渐多”当成是“米粟渐贵”的原因，“时米粟渐贵，议者以为铸钱渐多，所以钱贱而物贵。于是权停少府监铸钱，寻而复旧。

  四、允许恶钱流通。私铸钱币现象出现以后，唐王朝的统治者不断企图通过制定法令进行严厉打击。但这些法令却不能解决流通领域中对货币的需求，所以往往只能徒有其文。因此，唐王朝除收兑、增铸外，不得不对私铸给予一定的宽容政策。

  五、制定严刑峻法以禁恶钱。“敢有盗铸者身死，家口配没。”肃宗时期，私铸犯禁者愈众，郑叔清为京兆尹，“数月榜死者八百余人”。

  六、悬挂标准钱样于市场。

  七、实行铜禁。铜禁是指禁止私自买卖铜料和铸造铜器，主要是为了保证铸币材料的来源和防止私铸。唐代一朝多次下令禁铜，但最后的效果都不明显。

  甄乾虽然私铸钱庄飞钱，但金银币材质都是坚挺的足额货币，一没有缺斤少两，二没有以次充好，三制作精美防伪功能十足，市场上恶币驱逐良币，那是因为良币值钱，自然没有不喜欢甄乾钱庄的金银币。

  彭乐研究过甄乾钱庄的金银币，发现金银币含量在九成上下，如果再计算上加工费用和人工成本，一枚银币的价值在一千零五十文以上，可以说物超所值了。

  很多人都喜欢到甄乾钱庄将手中的金银兑换成钱庄金银币，既能起到保值的作用，携带方便的同时交换起来也便利，一时间钱庄的金银币供不应求，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