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吃饭了。”

  母亲说不吃就不吃，你让出地方来，让姐姐哥哥坐宽点。

  我站了起来，走出房间。

  “人这么小，脾气倒还不小。”听不出是谁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堂屋里没灯，没有一个人跟来。我出了院门，穿得少，外面极冷。院门外路灯被人用皮弓弹灭了，黑压压一片。对面朝天门码头的港口客运站大楼上的大标语在闪烁，似乎听得见隔岸稀疏的鞭炮声。我一路往公共厕所去，那个地方可避风寒，这个除夕夜不会有人。我小心翼翼走进满地是屎尿的厕所里，两只脚踩在两处干净一些的门背后地上。尽量少吸气，避开一点浓重的臭熏熏的厕所气味。我就站在那里，浑身哆嗦，脑子十分清醒，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站下去。

  到天亮，家里人才找到我，他们找了一夜，上上下下几条街。谁也没想到我会在厕所里，是大姐尿急了，上厕所才发现了我。

  我以为母亲这时会对走进屋子里的我，说两句软软的话，她用眼睛瞟了瞟我冻得发青的脸和嘴唇，自顾自地脱了鞋子就上床了。大姐嬉笑着对母亲说，看来得对幺妹好点，不要看她老实，不爱说话，不听话，说不定她会比我们有出息，以后妈妈老了还要靠她养老呢。

  “哟，晓得发善心了。”母亲说，“少说这些掺水话。我才不靠她，包括你们这几个大的。我老了，谁也不会来照顾，我很清楚，她以后能好好嫁个人，顾得上自己的嘴，就谢天谢地了。”

  4

  大厨房里，一个瘦高女人在用抹布擦盖着油烟的灶神爷。供灶神爷的壁龛高，有个巴掌宽的坎，停电时经常被人放蜡烛和煤油灯。不停电，则放上醋、酱油瓶之类的东西。

  那是张妈，她住在院子最里端一间房，有个令全院人羡慕的阳台，七平方，搁满了种着仙人掌、兰草、太阳花、指甲花的花盆。阳台有水洞，下雨不会积水。除了花盆，还有两个水缸、一个装着自做的榨菜的瓦缸。据说她是妓女，她男人在武汉码头用一串银圆把她买下，也有人说是解放后妓女全关起来“改造”，她男人一分钱不花就把她领来。瓜子脸，白皙的皮肤，单眼皮，瞅人时目光会飞起来，很与人不同，让人看了还想看。

  “你的眼睛会飞？好，我叫你飞！”她丈夫用工装皮鞋狠命踢她。她被踢得一身青肿，也从不喊叫。她是我见过身材最高挺的女人，足足有一米七的个子，脖子和腿的修长，我对她的面貌反而印象模糊了。

  若她的脸不是常有青紫块，不管花多少钱买，这个女人都值得。可惜她养不出一儿半女，人说这是妓女生涯留下的后遗症。她总是默默少言语，很少有人肯与这个已经无法隐瞒身世的妓女说话。她弯着身子在空空的阳台上，静静地收拾被丈夫捣碎的花盆，收拾完后，又会重新去购买花苗种植。

  张妈有个抱养的儿子，总有些纸页发黄的厚书，趁“文革”之乱偷来的。那时稍有意思一点的书都是禁书，没书可看。哪怕有书在售，可我们这条街上的人哪有钱买书？买个糖含在嘴里，买双尼龙袜穿在脚上，也比书好百倍。我家除了我的课本，就找不到别的书。

  张妈总背着儿子，让我借阅他那些来历不明的书。有一次，我在她家发现一本手抄本，第一页已掉了，里面的字迹不工整，但也可辨认出大概意思来，讲的是重庆解放后不久，国民党潜伏下来特务要炸毁这城市的故事。引子是打更老头在一条阴森森的街上，听见结满蛛网早已没人住的楼房里，有奇怪的声音，就推开门，上楼去察看，被吓死了。读到这里，我也吓坏了，好像听见恐怖的脚步声，幽幽响起在这个冷清的院子里。我壮着胆子看下去，直看得院内院外人都诡诡秘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