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我出生前后还经历过别的什么事？

  我很想让母亲讲讲这一段时期，但母亲总说：“灾荒年嘛，苏修美帝吧，‘反华大合唱’吧。不也把你们几个没心没肝的拉扯大了，不也熬过来了，数那些陈年烂谷做啥子呢？”

  母亲有意冷漠，我好奇心更强。一个抬杠子的女工，重庆所谓的“棒棒”女子，她怎么度过这饥荒之年的？有谁会关心她？母亲有的只是她自己，或许，她曾讨好过大锅饭食堂打粥掌勺的，手一低一转，也就比别人稠了几分；或许，她曾向打菜的师傅赔过笑脸，手一高一扬，也就比别人多了小半。饥荒年每个人眼睛都瞪得癫狂圆亮，随时会为缺半两少几钱大动肝火哭闹打架，但食堂总是有油水，养得活一二张嘴，包括肚子里的小嘴。当时食堂总由最严格最靠得住的党员来管，这样的好事，怎么可能轮得上我们这种毫无靠山的人家？

  大姐不止一次在与母亲的吵闹中说，她去食堂打饭，那些掌勺的人给她打最清最淡的稀饭，跟水差不多。她坐在凳子上哭，没用，便把清汤水饭端回家，在路上喝掉一半，让家里饿得七歪八倒的弟妹一起去食堂闹，弄到一圈圈人围观，掌勺人只好给大姐重新添几勺稠的。

  “就是因为你，我们才被人欺，差点都成了饿死鬼！”大姐一向关不住嘴，但这样指责母亲，太不像话了。

  母亲气得脸通红，大口喘气，竟也忍住了要脱口而出的话。为什么家里人一提到饥荒之年，向母亲发脾气，母亲就哑口无言了呢？她做了什么理亏的事？

  5

  第二天上午的四节课，我脑子里都在想母亲的话，她将退休，领少得可怜的退休津贴。

  我怎么办？听从母亲？不准备高考，就不能去学校，等于就见不到历史老师。后者最让我难受。而继续复习，别说下学期，就是本学期还得用的课本、作业本，都别想让母亲给钱。课本也许能借，作业本呢？着急之中，我想起父亲的病休工资那么低。夜盲症应该算工伤退休，该给全薪。如果我去把这件事办成了，父亲补几年的工资，不就有我的一份了吗？我壮起胆，乘轮渡过江到城中心。

  “上不沾天，下不沾地，鬼都不到这个旮旯角角来。”邻居经常抱怨住在这个地方。医院、煤店、菜市场、电影院、邮局，不仅隔得老远，而且高了或低了上百米，办任何小事，都得打定出远门爬坡的主意。我更是难得过江到城中心去。

  1980年重庆长江大桥建成，从城中心跨江通南岸，南岸人兴奋若狂，欢呼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以为从此就是半个城中心人。但不久就发现，我们这些住在隔江半山坡上贫民区的人，得往山顶走，直走到有马路的地方，乘公共汽车绕一个大圈，才能过桥。时间长不说，付的钱还贵，没沾到什么好处。只有遇上大雾封江，或洪水暴涨，渡船停开时，才去拼命挤公共汽车，从大桥上过江。坐轮渡，路要短些，还省钱，因此一切如故。

  这天找到省轮船公司劳资科，大约下午三点左右。好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坐在各自的办公桌前在看报喝茶，有个人在打电话聊天。

  我问了好几声，没有一个人理我。然后，我走进办公室，说我是退休职工子女，来这儿主要是想问问父亲为什么没拿工伤退休工资？几个人仍然照旧，不予理睬。我再说了一遍，打电话的人搁了电话走过来，看看我，打着官腔说：

  “一个姑娘家，还能到公司来，还晓得来问父亲的工资。回家去，我们做这种工作都按党的政策按中央文件办事，哪会有错？”

  我觉得牙齿在抖，我不看说话人，眼睛盯着桌子，按打了一上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