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于1925年元旦开始病发，住进协和医院进行治疗，1月20日以后，病势严重，不能进饮食，经西医诊断为肝癌末期，全肝已坚硬如木，癌细胞四处蔓延，无法割治。

  根据真实的历史演义，是该准备去孙中山时代国民党的留存问题了。张汉卿在想，孙中山也在想。这位毕生都在为创建一个三民主义新中国努力的先行者，一直在思索一个严重的话题：选择合适的接班人。这个接班人必须在党内服众，从而使国民党能够团结在一起而不至于分散；这个接班人必须看得清形势，团结人民党而不是与之对抗，否则是取死之道。

  可是由于人民党在此时空的异军突起，国民党影响力较正史上弱了许多，连带着其力量也被削弱几分，包括他这位国民党总裁都没有想象中的风光。因此他对于几位手下的影响力也相对弱了几分，以至于手下山头林立，若不是有他这面大旗在前，几成散沙，这也是他的憾事。

  只是已经无法挽回了。

  2月18日，孙中山自协和医院出院，移居他的故地铁狮子胡同行辕，改以中医治疗。在先后经由著名中医陆仲安、唐尧钦、周树芬三人共同诊视后，情况有所好转。此期间汤尔和与汪精卫对中西医治疗爆发争论，汤尔和在《晨报》上发表《关于孙中山病状的疑问》，对中医治疗加以指责。看来西医很有市场，连孙中山这位西医的先行者也不能免俗，到2月26日，决定停止服用中药，继续用西医治疗。

  药医医病不医死。病情无力回天，西医亦束手无策。到3月11日，孙中山已陷入弥留之际。在张作霖、孙烈臣、张作相、吴俊升、张汉卿等人民党要员最后探望病情后，孙中山请廖仲恺向济济一堂的国民党高干们宣读了他亲自口述、汪精卫执笔的《致人民党书》，并在遗嘱上签署：

  “人民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民国政党大联合之首领，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它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三民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在人民党之帮助下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及你们领导下的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党之援助。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人民党以良友及领导而创建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党在争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肝癌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60岁。

  香港《华字日报》翌日报道了孙中山的死讯：“孙文吐呕大作。不能进食。脉搏骤增至一百六十度。呼吸十八次。极危险。克礼医生在左右看护。终夜不离。戴天仇为孙草遗嘱。唯孙尚未签字。。。孙文病至十日晚大变。腹胀加增。克礼为之打针放水。今日上午九点三十五分钟逝世。当弥留时。戴天仇代草遗嘱。孙科急电粤民党要人来京。”

  孙中山对于家事的遗嘱：“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留给国民党内的同志：“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