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 在广东的岁月，他笔下锋芒更盛。其采写的多篇稿件，不仅在全国范围引起震动，甚至让两名县委书记丢了乌纱帽。不过，当他把舆论监督的矛头指向上海一家大型企业时，却遭遇到空前压力。对方投入重金公关，封杀了他的全部报道内容。而且还以虚假新闻的名义，将袁凯告上法院。报社迫于压力，让他停职休假。恰在这时，袁凯的母亲遭遇车祸，送到医院抢救不及过世。匆匆坐火车赶回河州奔丧的袁凯，在母亲灵前长跪不起。

  事业遭遇挫折，亲人撒手人寰，或许正是这一连串的打击，让袁凯的内心发生重大转变。这么多年来，自己一直以正义的化身自居，可仔细想想，究竟得到了什么？无论是在河州还是广州，他当记者的收入，只够勉强糊口，根本谈不上去孝敬双亲。母亲直到过世前都还推着一辆三轮车，沿街叫卖下岗牌茶叶蛋。如果自己的经济实力足够宽裕，哪里还会让母亲受这份罪？母亲如果不是整天走街串巷，岂会遭遇车祸？

  更令这个年轻人绝望的是，他已经不知道自己在为何而战！曾经，他希望用手中的笔，来呼唤公平正义，推动国家的进步。可现实中，一个记者的力量是多么渺小。袁凯甚至开始嘲笑自己少不更事，不晓得天高地厚。

  就算放弃这些远大理想，总可以用新闻来帮助一个个普通而无助的百姓吧？想到这里，袁凯更是痛心地摇着头。采访河州强拆案时，王家兄弟一开始对他千恩万谢，称他是“青天大老爷”，可一旦收下杜林祥的钱，马上翻脸不认人。王家老三后来还给袁凯打过电话，质问他为何把事情捅到网上，并说，如果因此妨碍了杜林祥给他们钱，就要让袁凯好看。

  和上海那家企业对簿公堂时，也是当初的受害者收下企业巨额赔偿，反过来出庭指控袁凯写假新闻。只不过，那个上海人比河州的王家兄弟稍微客气一些，还专门打电话给袁凯道歉，说“自己昧了良心，不是人”，“袁记者，对方开价是一百万啊！有了这笔钱，我一辈子吃穿不愁了。像我这种工薪阶层，不可能不动心”。

  袁凯经常想起鲁迅先生的小说《药》。小说中，华老栓与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一样，既勤劳朴实又愚昧无知、麻木不仁，为了救儿子，他竟然拿馒头去蘸革命烈士的鲜血。鲁迅先生对人民大众是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这种态度，袁凯如今也有，但还要加一句“恨其不义”。

  另外，那些整日把新闻理想、职业操守挂在嘴边的报社领导又如何呢？不论河州还是广州，一旦出了问题，袁凯总像替罪羊一样，被人毫不犹豫地扔出去。那些拿着高额年薪，甚至还有不菲红包收入的报社领导，却要月薪五六千、在采访一线风餐露宿的记者秉持职业操守，这不是扯淡吗！

  这些年来，一直有人劝袁凯：“三流记者写报道，二流记者收红包，一流记者拉广告。”还有人说：“你那些负面报道，不过是为你带来两三千的稿费，为你们部门主任带来万把块钱的红包，为广告公司、公关公司甚至删帖公司带来几十万的利润。仅此而已！”对这些话，袁凯一开始只是一笑置之。现在，他不得不仔细掂量。

  任何一个行业的操守都需要人身安全与基本物质生活做保障！为什么宋朝士大夫最有风骨，人杰辈出？身为开国之君，宋太祖赵匡胤留下煌煌祖训：“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这起码保证了士大夫群体的言论自由与人身安全，不用担心因为说错话而掉脑袋。此外，宋朝一直给予士大夫优厚的物质待遇。哪怕屡遭贬谪的苏东坡，到了岭南蛮荒之地，还能“日啖荔枝三百颗”，而不用像后世文人曹雪芹那样“举家食粥酒常赊”。

  说到曹雪芹，袁凯自然想到了与宋朝形成鲜明对比的清朝。在那个曹雪芹尚且穷困潦倒，龚自珍只能徒唤“万马齐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