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宗教道教、流传演化近两千的佛教、在西北一家独大的天方教、在开封已经式微的一赐乐业教等等，此外儒家忠孝仁义理念各种更是深入人心。本来他们也都是棱角分明的石头，但经过数百上千年的磨砺融合，它们大多都已变得圆润光滑，渐渐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中，正常情况下不会发生剧烈冲突。但近几十年间突然涌入的西洋天主、基督等教，好比是热油锅里突然掉进几滴水，顿时引发无数骚乱。

  “我也承认，广大中国人民，包括许多知识分子及官员士绅，反对洋教传播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动机也不完全一样，其间夹杂着很多落后、保守、狭隘的民族情绪。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天主、基督等教对于中国传统思想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冲击，比如不祭拜祖宗、不跪叩父母、不进入祠堂等，确实让人难以接受。你想想，你的父母尚且如此，何况是其他人呢？”

  赵景范闻言若有所思。

  孙元起接着说道：“第三，传教应当允许信徒背教。据我所知，在西方的大多数宗教里面，背教都被视为是非常严重的罪行；而且在教会的训导下接受信仰，就永远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去变更信仰，或疑惑所信的真理。一旦有人背教，轻则动员所有教众出面规劝，重则罔顾国家法令施以惩戒。但近世以来，随着自然科学对于世界本原更深邃的探索，以及人文科学对人类本身更丰富的了解，宗教在严格规范信众日常生活的作用已经日趋淡薄，行为的背教乃至信仰的更改都会成为常态。

  “《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人民有信教之自由’。所谓‘信教自由’，既包括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不信仰宗教，也包括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所以无论是以宗教区分的族群，还是以宗教归类的人群，他们中的个人都完全有权利选择不信或者改信，谁也不能强迫。尤其是神职人员！”

  赵景范有些犹豫：“为什么不允许神职人员规劝背教者呢？有些教众在初始的时候信仰不够虔诚，就好像迷途的羔羊，这个时候正应该由牧者来指点迷津，让他们找到正确的方向才是！”

  孙元起不客气地反驳道：“在这世界上，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没有谁是羔羊、谁是牧者之说！再者说，那些神职人员就能确保他们所指的方向就是正确的？如果他们所指的方向就是正确的，那世界上还要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干什么？直接到神学院等待神灵启示便好！”

  赵景范有心反驳，但最终只是张张嘴巴，没有说出半句话来。

  孙元起随即又说道：“第四是传教过程中不得引诱、强迫未成年人参加宗教活动，不得在学校发展教徒，更不得利用宗教妨碍义务教育。未成年人思虑单纯，缺乏判断力，不谙世事而又容易轻信，好比是一张洁白的宣纸，染朱则赤，染墨则黑，一旦受影响则终身难以改易。也正因为如此，很多宗教都把少年儿童当作最好的发展对象。但未成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现在国家贫弱如此，安能让这些未来建设国家的生力军投身到宗教中去？

  “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现在国家耗费大量人力、财力普及推广义务教育，用意便在培养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栋梁人才。如果学校变成传教场所，又或者好不容易千里挑一选出几个优秀人才，突然他要捐弃所学，决定为宗教实业奋斗一生，那岂不是成了‘燕婉之求，得此戚施’？如果你真要有心传教，大可以到川藏云贵等边远贫穷身份，既能破除愚昧，也能教化民众，那才是功德无量！”

  赵景范顿时面红耳赤。

  孙元起犹自不觉，径直说了下去：“最后一点，传教是你个人行为，不能利用孙某、景惠、行止等人的名义，以免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