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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家世显赫外，他自身也是卓尔不凡。早在青少年时期便颇有时望，与陈三立（清末著名诗人，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著名学者陈寅恪之父）、谭嗣同（百日维新重要人物，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并称“湖湘三公子”。他光绪二十八年（1902）中举人，时年二十二岁；光绪三十年中进士，并成为整个清代湖南籍士子中唯一的一个会元，轰动湖南士林。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书法造诣，被誉为“近代颜书大家”。据说他十多岁的时候，清末著名书法家、同样精深颜体的翁同龢见到他的作品便极力赞誉，称他“笔力殆可扛鼎”。现在中山陵半山腰碑亭里巨幅石碑上“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两行巨大金字，便是谭延闿手书。

  家世好，自身有能耐，而且有才情，这样的人只怕不火都不行！所以在湖南省谘议局正式成立时，他被士绅推举为议长，成为湖南立宪派的首脑人物；辛亥革命中，在湖南省正副都督焦达峰、陈作新被立宪派杀害后，他又被谘议局推举为湖南都督。

  谭延闿这个人倒是不坏，休休有容，庸庸有度，不激不厉，后世被人称作是“药中甘草”。尽管看上去他雍雍穆穆，与人为善，却并非不谙世事，而是哑巴吃饺子——心中有数，故而又被人称作是八面玲珑的“水晶球”。所以在宋教仁遇刺案和善后大借款案发生后，身为国民党湖南省支部长的谭延闿力主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并举出一系列暂时不可用兵的理由，实际上就是意存观望。

  事实证明，在这个风云激荡的时代。老好人是难以苟活的。比如之前国民党四督通电指斥袁世凯、孙元起，看上去是由谭延闿领衔，其实根本未经他本人同意。而是其他几个都督和国民党内激进派知道他不会同意，先斩后奏盗用了他的名号。可这叫谭延闿怎么反驳呢？

  其后南北局势日趋紧张，上海方面又陆续派人到湖南联络共商举兵讨袁事宜。谭延闿知道革命党根本不是袁世凯的对手，他也不愿与袁世凯为敌，所以对于反袁一事百般拖延。结果他很快就遭到了国民党激进派的威胁：如果谭延闿胆敢贪图个人利禄，违背湖南拥护共和的民意，与袁世凯、孙元起等媾和。当以暗杀手段把他除去！

  谭延闿思虑再三，只好勉强同意加入反袁阵营。

  然而反袁并非只是喊几句口号、发几封通电，最终还需要通过血淋淋的战争才能实现。可是1913年夏季的湖南却贫弱到了极点。在四五月份。湖南连降大雨，湘江水位猛涨三四十英尺，江水泛滥，上下游各县均遭水淹。田园屋宇尽被冲毁。导致春秧全被枯萎，米价腾贵，民众无以为食，只好进城乞讨为生。谁知在水灾之后，省城长沙又接连五日雨雹交作，继以大风降温，天气奇寒，无异于严冬。致使城内冻毙者不计其数。灾情之重为近数十年来罕见。

  而且湖南兵力也比较薄弱。在之前辛亥革命过程中，湖南虽然也在闹。但规模不大，全省并没有大肆扩军。在谭延闿接掌政权后，又根据中央的命令进行大裁军，仅仅留下了赵恒惕所率领的湖南陆军第一师，总数不足万人。而当面之敌不仅有袁世凯的北洋劲旅，孙元起麾下的湖北陆军第二师同样不容小觑，何况还有飞机助阵呢？

  话说湖南士绅早就在报纸上见识了西北军飞机的威猛，据说数千名全副武装的外蒙叛军被飞机轰炸后，生还者不足百人；塞外名城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城被飞机轰炸后，化为一片焦土，只剩下残垣断壁；甚至凶残的沙俄军队面对飞机的轰炸也无能为力，吃亏之后根本不敢耍横，只能派公使到外交部抗议索赔。若是飞机轰炸长沙，后果又将怎样呢？

  月前，陕西的西北空军第一大队、四川的西南空军第二大队转场至宜昌、施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