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异学家工作站。

  “对不起，孩子，”市长说，“我知道你时常来这里，我早该猜到他对你就像父亲一样，我们却把你当一个旁观者来对待，我真是太不应该太不公平了。跟我回家去——”

  “不，”诺婉华说。走到外面冰冷、潮湿的夜晚的空气中减轻了她的悲恸；她的头脑恢复了一点清明。“不，我想独自呆着，求你了。”“哪儿？”“在我自己的工作站。”

  “在这样的夜晚，你不该独自一人。”波斯奎娜说。

  但是诺婉华无法忍受包容，仁慈，无法忍受人们试图抚慰她。我杀了他，你不明白吗？我不该得到抚慰。我想要受苦，无论会多么地痛。那是我的忏悔，我的补偿，还有，如果可能的话，我的赎罪；不然，我要如何洗去我手上的血迹？

  可她无力抵抗，连争辩也做不到。市长的汽车在草绿色的道路上飞驰了十来分钟。

  “这是我家，”市长说。“我没有与你年龄相当的孩子，但是你会住得舒服的，我想。不要烦恼，没有人会搅扰你，但是孤独是不好的。”

  “我宁愿孤独。”诺婉华试图使她的声音听起来有力，但是它是微弱无力的。

  “请进，”波斯奎娜说。“你看起来身体不舒服。”

  我唯愿如此。她没有食欲，尽管波斯奎娜的丈夫给她们俩每人准备了一份义诺咖啡。夜已深，还有几个小时就要破晓；她任由他们把她弄到床上。然后，当屋里安静下来以后，她起来，穿上衣服，走到楼下市长的家庭终端前。在那里她指令计算机取消仍在异学家工作站里的终端机上方的显示。尽管她不能够译解皮波在那里面发现的秘密，但其他人可能会，而她的良心再也受不了再有人死亡了。

  然后她离开了房子，穿过中心区，绕过河湾，穿过岸区，到了生物学工作站。她的家。

  占四分之一面积的生活区内没有供暖，很冷——她太久没有在那里睡了，久得在她的床单上有厚厚的灰尘。但是当然，实验室是温暖的，经常使用的——她与皮波和利波的关系从没有损害到她的工作。要是有的话就好了。

  她干得井井有条。每一个样品，每一块玻片，每份培养物，她在作出导致皮波之死的发现时用过的所有物品——她把它们丢出去，洗干净每样东西，不留下她的工作的任何痕迹。她不只是想要它消失，她想要它已经被破坏的痕迹也消失。

  然后她转向她的终端机。她也会毁掉她在这个领域的所有工作记录，她父母的所有引导她作出自己发现的工作记录。它们要消失了。即便它曾经是她生活的焦点，即使它多年来就是她本身，她会令它被消灭，就像她自己应得的那样，被处罚，被破坏，被抹去。

  计算机制止了她。“异种生物学研究方面的工作笔记不可以抹掉，”它报告道。她本来也下不了手。她从她的父母那里，从她像神圣的经文般研究过，作为她自己的路标的他们的文件那里学到这一点：任何东西都不应被抹消，任何东西也不应被遗忘。知识的神圣姓被铭刻于她的灵魂，比任何的教义问答都更深。她陷入了一个悖论：知识杀死了皮波；而消除那些知识会再一次杀死她的父母，抹杀掉他们留给她的东西。不可以保留它，也不能破坏它。两边都是高墙，高得无法逾越，慢慢地向内挤压，把她压得粉碎。

  诺婉华做了她唯一可以做的事：给那些文件加上所有她知道的保护和屏障。只要她活着，除了她没人会看到它们。只有当她死的时候继任的异种生物学家可以看到她藏在那里的东西。有一个例外——她婚后，她的丈夫如果证明他有必要知道的话也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