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压力与烦忧，也在不断积累。刘文济选择在建隆二年出巡，其目的除了观察政情，检查整顿成果之外，也有外出散心的意思在里边。

  还是那一套，吸取康宗之教训，追效太宗之遗风，出巡规模很小，整个行营所有人员加起来也不足三千，其中大部分还是随驾禁军卫士。其余人员，除了少部分内侍之外，都是从中枢各部司衙门抽调的能臣干吏，至于宰相，则由王钦若、丁谓二人随行。

  丁谓，时任都察使，财政使向敏中当年因病致仕，导致政事堂人员发生重大变化，一番角力之后，时任湖南布政使的丁谓被迅速上调京中，拜相，任都察使。

  至于出巡目的地，选择东南地区，也是可以理解的，那里是帝国高速发展的经济重心、财税重地，更为最重要的是，刘文济潜龙时期，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待在上海、金陵，对他个人而言，具备特殊感情，是积累政治资本的地方，意义重大，也有些“衣锦还乡”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