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中所有积蓄都投到了工厂里，父亲和继母一直在乡下以种菜为生。

  在一开始，戴国芳的设想并没有如后来那样的宏大。

  然而，建设大项目是可以拉动gdp的最好方式，也是增添政绩的最佳取道，在官方人士的热情推动下，铁本项目在短短的六个月里，规模从一开始的两百万吨级，最后被定在八百四十万吨，规模占地从两千亩攀升到近万亩，工程概算也上升到了百亿元规模。

  而此时铁本的固定资产为十二亿元，净资产不到七亿元。

  以这样的资本规模要启动一个超百亿元的项目，无疑是小马拉大车。

  不过，戴国芳对属下说，“地方上这么支持，上哪儿找这么好的机遇？”

  也正是确认了政斧支持的讯息后，当地银行对铁本大胆放贷，它一下子获得了四十四亿元的银行授信。

  一家民营企业要启动一个投资上百亿元、占地近万亩的钢铁项目，是很难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批准的。

  中国经济改革，向来有“闯关”的传统，常州人在铁本项目上，也尝试了“闯关”手段，铁本的八百四十万吨项目被拆分成七个子项目和一个码头项目分别上报，铁本相应成立了七家徒有其名的“中外合资公司”，在建设用地的权证审批上，用地被“化整为零”，切分成十四个土地报批申请。

  项目所在的常州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在一天内，就火速批准了所有的基建项目。

  戴国芳曰后在看守所里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当时的所有手续都是政斧去搞的，我们也没有去过问这些事。当政斧说可以动了，我们就开工了。”

  当然了，宏观调控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迫使高层动用这种手段的，也并非是戴国芳一个人，他显然不是惟一的一个进入钢铁业的民营企业家。

  同年，上海复星的郭广昌也正谋划在浙江宁波建一个钢铁厂。

  而在其他领域，四川刘氏家族的刘永行在包头宣布，东方希望集团将在这里投资一百亿元建设百万吨级的铝电一体化项目。

  这场民营企业的重型化运动，在很多年后仍然让人津津乐道，市场的车轮似乎正在碾向坚硬的垄断地带。

  要知道，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国民营资本力量在一九八七年和一九九六年先后有过两次突破所有制障碍的努力而未能成功，那么，今年的这次重型化运动已经是第三次、也是实力最为强大的集体冲锋。

  针对这一活跃景象，有杂志在评论中不无激越地写道，“当人们看到，民企的升级和中国的新型工业化正在适时对接，民营企业家精神和民营资本一并注入中国的重工业中的同时，人们不再怀疑，耕耘在重工业领域的民营企业在未来数年内将刷新中国民营企业的最强阵营；这轮以市场化力量为主要发动机的新工业运动将托生出中国第一批不是官员出身、不被政斧任免、只以市场论功过的重工巨头。”

  不过很显然，这段评论在曰后读起来的时候，恍若前世梦语，留下的只是唏嘘。

  在宏观调控的背景下，铁本的问题很快从毁田占地变成了违规建设。

  处在事件旋涡中的戴国芳开始变得焦躁不安，他自己也不清楚，事情怎么会变得越来越糟糕。那些曰子他整天在工地上奔波，根据他的预算，钢厂的第一座高炉很快就可建成，马上可以投入生产，到那时生米就煮成熟饭，也就不用担心了。

  他对手下人说，这么大的项目，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