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国有航空公司内战不止的同时，一些民营业主已经悄悄进来了。上海的春秋国旅是一家从事旅游业务的私人公司，从一九九四年起它就进入了这个行业，飞行员出身的董事长从一九九七年开始进入航空包机业务，他依仗自己有旅行团的业务资源，大胆包下一些中小航空公司的飞机，其票价当然大大低于同航线的国有公司。

  为了规避禁折政策，他们有意模糊价格，把旅客的导游费、住宿费和飞机票等费用都打包在一起。主管当局尽管非常的气恼，却对他无计可施。后来他承认说，其实他们的内部定价是非常低的，比如上海到厦门的机票价就比火车硬卧票价还要低。

  比起因循守旧的航空业，电信业的反垄断倒是走到了前头。

  正所谓[***]带来效率，垄断产生效益。其实从一开始，人们就对垄断行业的暴利现象提出了质疑。最早成为靶子的是跟每户家庭有关的电信公司。

  去年，中国电信实现收入两千两百九十五亿元，年度增长百分之二十五。有专家对电信的收费制度提出了疑问。根据当时电信收费的规定，消费者拨打电话，不足三分钟的都要按三分钟来交费，有人计算了一下，电信公司每年因此多收的费用高达两百六十多亿元。

  在舆论的压力下，电信部门召开了一次资费听证会，中央电视台专门进行了拍摄播出。在媒体记者咄咄逼人的提问下，电信官员不耐烦地回答说，实在没有精力向大家解释调整详情。

  这话显然很让人伤心，而且气氛，包括媒体在内都是对电信部门的官僚作风大家抨击，可惜的是他们的脸皮很厚，完全不在乎这个。

  这年三月，浙江大学一百零七位教授联名致信政斧和媒体，对电信公司的另一个收费制度，计时收费从对方接听电话开始这一条提出投诉。

  联名信的发起人说，有很多打通但没人接听的电话，都是自己挂断的，却被电信局收了费。他们提供了厚厚一叠话费清单，在一张共有五十次长途通话记录的清单上，短于三十秒的通话情况共出现五次。还有一页明细单，二十三个电话中超短时长话出现了十次。

  细心的教授们还专门做了一个测试，他们拨打了多次振铃但其实并未接通的长途电话，结果在电信局打印的长话明细单上都被收了费。

  简单算了一笔账，杭州当时有两百多万电话用户，按每月打一次这种没有接听的长话计算，被收取的振铃费便达一百二十万元，一年就是一千多万元。

  教授们希望，对那些不明不白多付的钱要给个说法。

  杭州电信局总算是稍微进步一些，派人跟教授代表进行了对话。

  面对自己当年的老师，电信局负责人给出的解释是，造成超短时收费，有可能是对方线路上有传真机、录音电话、服务器等，也可能对方手滑，电话刚拿起来就掉了，杭州电信肯定没有问题。

  这样的对话当然是不欢而散，一位教授嘲讽说，我们这些人中有计算机专家、自动控制专家，也有通信系统专家，为什么学生给出的答案不是我们教给他们的呢？

  资费调整和振铃新闻都热闹一时，最后还是不了了之。电信公司的价格松动最后还是要依靠市场竞争来推动的。

  为了扶持曰渐衰落的铁路交通部门，国务院批准铁道部成立中国铁道通信信息有限责任公司，特许它开展固定电话通信业务。

  铁通一成立，开门第一招就是宣布电话的初装费为六百元。

  在过去的几年里，电话初装费一直是电信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