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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兵制胜，以粮为先。将士用命，以饷为重。对于封建军队来说，粮饷便是保证战斗力的关键。所谓“皇帝不差饿兵”，便是这个道理。

  朱永兴尽管为钱粮发愁，倒还知道不能横征暴敛，以免失却人心，丧失长期坚持抗清的基础。而滇省的清军则不然，特别是满洲将领，视抢掠勒逼为正常之举，正把滇省搞得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吴三桂与满洲将领战略意见不一，便只能上报朝廷，以求定夺。而清廷对一份有夸大之嫌、一份有轻敌之意的奏本感到不好定夺，特别是对请拔粮饷的要求难以办到。

  此时，泉州的安南将军达素正在调拔人马，准备进攻金、厦，完成消灭元气大伤的郑成功的任务。此战关系重大，清廷已经押上了东南的全部水军力量，并且咬牙拔付了巨额的粮饷，供应满洲兵将以及浙江、广东、福建数省水师官兵之用，哪里还有多余的粮饷再给西南。因此，清帝顺治先后下了两道比较模糊的旨意。

  “臣三桂请进剿伪宗室，奉旨一则曰：若势不可行，慎勿强行。再则曰：或可自筹粮饷，务必筹画斟酌而行。大哉天语，详慎备至，臣智虑粗疏，言无可采。惟是再三筹斟，臣窃以为滇局未结，边患一日不息，兵马一日不宁。巨荷恩深重，叨列维藩，职守谓何？忍以此贻忧君父……”

  “……滇省几经战乱，蹂躏至极，若粮草问之民间，无论各省银两起解愆期，难以接济，有银到滇召买不一而足，民室苦于悬磐，市中米价日增，公私交困，措饷之难如此也；况伪宗室善蛊人心，南服新经开辟，人心向背难知。今果有元江之事，土司遍地动摇，一被煽惑，遍地蜂起。若不一举荡平首脑，蓄谋观望之辈岂畏我皇威灵，岂知逆天之法难逃……”

  吴三桂急于占稳自家花园，更已把朱永兴视为心腹大患。他一边以云贵总管的身份抽调贵州兵马，一边再次上奏请求清廷的支持。他是个聪明人，知道滇省战乱之后的疲弊。若按朝廷所说“自筹粮饷”，很可能因为逼迫太过，而使百姓、土司生怨，再重蹈元江叛乱之覆辙。

  但吴三桂却忽略了滇省满洲兵将的急迫，高估了他们的智商和眼光。既然有朝廷圣旨，满洲兵将可谓是雷厉风行。立即开始“自筹粮饷”，准备消灭滇省明军后班师回京，享福作乐。

  清军初入滇省时，按土地肥瘠不同，划分为若干等，规定了不同的税额。云南全省，只有河阳县（澄江）上等田每亩征米八升一合，为全省最重粮额。现在，满洲将领挟圣旨四处派人横征。对农户任意加粮。

  如广南府和开化府（文山）“僻处万山，界连交岗”，每亩纳米高达一斗六升三合，其税额比河阳县上等地还高出一倍！还有“地皆崎岖山谷”，耕地更少的地方，本来应免于丈量，只是象征性的收取。现在，却新增税米数千担。又收“地讲银”、“茶税银”等。

  任意加粮还不算，满洲兵将又将其“日用等物”。都派到少数民族的百姓承担。摊派村寨年例银，及子花、核桃、木耳等，又摊派马料。

  云南少数民族各土司多有财富，自然也难逃勒索。满洲将领勒令各土官献金银，名曰“助饷”。而金银不按重量计算，却以当地用的“皮盔”为计量器。“土酋”的财富就是用这皮盔逐一计算。被逼交官府，“苦不堪命”！

  一言而蔽之，滇省清军占领区的汉族与少数民族都成了满洲兵将的奴役对象。他们除了缴纳国家税额，还承担各项私派。一个穷困又屡遭战乱的地区是很难承受这一沉重负担的，广大民众所遭受的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