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会不多，会田也少，全县不过十大几个(十五个以上叫十大几个)路会，每个路会不过收七八石谷。为什么桥会发达路会零落呢?因为路烂了修补易，不修补也不至于完全不能走人，桥则不然。

  粮会也少，全县不过几个，如篁乡的严姓，大田的梅姓，车头的邝姓，吉潭圳下的刘姓，各有一个，各有些田地。多的如车头邝姓粮会有五百石租的田，原是“军田”，现充粮会。粮会的作用是代替一族人完粮，抵制政府向族内各家迫粮。各方敲榨，各人不利，故斗钱成立粮会，或由各小公出钱斗成。有了粮会，法警只找粮会一处，免得各家受害。没有粮会呢?法警来了，脚钱多过粮钱，逾限不完要算利息，利又非常之重，因此起个粮会。粮会起始钱也不多，也是逐年放利积起来的。

  总计公益方面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四，占全部公田的百分之十。

  (四)个人地主

  a大地主

  以上说了公共地主部分的土地，再说个人地主部分的土地。个人地主土地在全部土地中占百分之三十，比公共地主土地要少。个人地主土地中又以小地主(收租不满二百石的)土地占大多数，中地主(收租二百石以上但不满五百石的)土地次之，大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上的)土地最少。

  全县共有八个头等大地主，如城区的刘土垣，篁乡区的罗含章，南八区的谢杰、邝文荣，双桥区的梅洪馨，兼三区的潘明征(绰号“屎缸伯公”)，澄江区的林朝官、王菊圆，收租都在于石以上。其中最大的算“屎缸伯公”，他是兼三区的项山堡人，连田地、房屋、山林、牲畜及他在吉潭圩上开的药店、杂货店，共计价值三十万元，田地收租一万石左右。他是全县豪绅的领袖。民国初年他的第三个儿子潘梦春(是个文理不通的脚色，没有考过科举，也没有进过学堂)做过县财政课长(国家财政)。民国六七年他的大儿子潘奕仁(是个秀才，粗通文理)做过三年县财政局长(地方财政，管理考棚、宾兴、牛捐、赌捐、护商捐等款)。民国十三四年潘梦春又做全县保卫团总公所长，统辖七区保卫团，全县实权都在他手里。他在总保卫团任内为了要钱用，同时北洋军阀邓如琢[27]部队到县要军饷，发了许多纸票，使用了几个月，被一个中地主叫赖翱虚的在省城一状告了他，才停止了。民国十五年国民党势力来，他就失势，但他立即和原来带资产阶级色彩的、这时已经和地主妥协了的新寻派结合，当上了国民党县党部委员。今年三月豪绅们把县长胡泽凡推倒，他就上台做县长，红军到来他才跑往武平。他有七十多支枪，被武平钟少奎收编去了。刘土垣算第二个大土豪，但不活动，是个中学毕业生，在县里没有权。谢杰，江西陆军学校毕业，做过赖世璜的师长。现在上海组织什么赣南钨矿会，争钨矿自办加入改组派[2]，组织“江西自救会”，出版《自救日报》，反对蒋介石。对于“剿共”，呼号甚力。王菊圆，赣州第四中学毕业生，澄江方面很有势力，和流氓很要好。他在澄江圩开三个店，做水货、杂货及鸦片烟贩卖生意，店的后楼开个鸦片烟馆，让流氓们去吃不要钱，因此取得一班流氓对他的拥护。他嫖人家的老婆，别人若不识高低也去嫖时，流氓们就要给那个人以厉害的打击，有受这种打击弄得倾家荡产的。

  寻乌千石以下五百石以上的大地主有十二个。曹善成(西厢田背)，收租五百石，祖父发的财，是个“老税户”[29]。丘树烈(西厢图合)，收五百石，无大用。他的儿子是个工程师，南洋大学毕业，到英国打过一转，现在天津什么锅炉公司当工程师。曹愿森(东厢)，收五百石，本城高小毕业，四十岁了，在东厢有权。黄甲宾(北厢长举)，收七百石租，国民党员。何子贞想利用他，他不出来。现在投机，向农民表示好意，要枪交枪，要钱出钱。他说:“国民党没有用，出了钱不能保命，出到苏维埃还可保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