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报请备查，甚有未经呈报而当地人民已先揭举其劣迹向本府控诉者”。据当时湖北省民政厅对各县的实地考察报告，区长职位被土劣侵夺者比比皆是，有的县长甚至向土劣贿卖区长和联保主任职缺，其价格自数百元至数千元不等。这些土劣区长以国家权力为护符，大肆搜括民财，广置田产，下陷人民，上疾官厅，专横自重，胡作非为，几为通病。

  区政权本为国家权力的延伸和加强，其结果却成为地方边缘恶势力藉以自豪自雄的工具。这些土豪劣绅本不具备传统文人士绅的个人魅力权威、内在道义性权威和外在法理权威。他们所赖以支配基层社会的资源基础只是强制性的武力或财力。但是，当国民党政权向下扩张的时候，正给予他们以僭取法理权威的绝好机会。正如当时人所指出的：“土豪劣绅在农村社会里本来是很有势力的，但是他们的地位并没有法律上的根据。现在他们能够凭借一个与地方官府衔接的自治机关，时时向人民发号施令，加捐要钱，假自治的名义来垄断地方的事务。”这样一来，土豪劣绅比以往更残酷，也更具压迫性。

  对国民党政权而言，土豪劣绅对地方资源的垄断和对国家权力的侵越，无疑有碍于国家政权的扩张。9年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重拾北伐旧绪，颁发《惩治土豪劣绅条例》，规定凡“武断乡曲，虐待平民”，“恃势怙豪，朦蔽官厅”，“变乱是非，胁迫官吏”，“逞强恃众，阻挠政令”，“假借名义，派捐派费”者，均应严加惩处。这一条例颁布后，在一些省份动真惩处了一批土豪劣绅。但不久蒋介石又训令不得将惩治条例援引于“公正士绅”。

  在传统王朝的盛世，士绅作为官民之间的中介，官－绅－民之间多能维持一种比较良性的互动关系。蒋介石寄希望于“公正士绅”的，正是封建时代士大夫所担当的“道在师儒”，为民师表，移风易俗，促成郅治的角色。即使在0年代的“剿共”和40年代的抗日战事倥偬之际，蒋介石仍多次发表告士绅书，其字里行间对“公正士绅”的民间精英角色充满着莫大的期望。然而时势早已丕变，蒋介石所殷切期盼的“公正士绅”已不复存在，即使存在，也是凤毛麟角，继之而起的是一批欺压民众的地痞豪强势力。40年代初期，湖北省民政厅要求各县县长调查寻访当地的“公正士绅”，结果发现，“现时士绅，比较正直的茂材异等之士，遍访几无一可以当选”。张治中主湘时，亦深感“地方正义力量不存”，“观察地方消沉情况，不禁感慨万端，古代所谓修桥补路之风，亦已不见于今日！”在这种情形下，国民党所实际借重的并非“公正士绅”，而是掌握基层社会支配权力的土豪劣绅。土豪劣绅遂得乘间侵夺国家合法权力，并与国民党上层政权构成一种既相冲突又相交融，既相互依存而又彼此制约的复杂关系。

  随着国民党政权由区而乡，由乡而保甲的层层深入，土豪劣绅侵夺国家权力的势头非但没有受到抑制，反而有同步增长之势。换言之，当国家政权越深入，土豪劣绅僭取国家权力的机会愈多，队伍愈庞大，农民所受的压榨愈强烈。当政权停留在区一级时，区级的职位毕竟有限。其后，国家权力进一步下沉到乡镇联保，乡镇长和联保主任的职位，又成为土劣猎求的目标。

  9年前后，中央研究院在江苏无锡调查了04个乡长，发现这些乡长大都由富有田产的地主担任。04个乡长中，地亩最多的几及千亩，最少的也有二三十亩，平均22亩。

  表62江苏无锡04个乡长的田亩与职业统计

  田亩统计职业统计

  00亩以下00亩以上合计地主富农小商人合计

  人数5945049504

  %5674

  资料来源：张锡昌：《农村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