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国家政权的下沉及其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任何类型的组织建设，都必须具备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是必须有一定的组织成本；二是必须有相应的组织队伍。在清代以前，中国社会具有一种独特的组织结构：一是正式领薪的官僚人数极少，据统计，9世纪末期，清朝中央政府官员2622人，地方官007人，武官7464人，共计约2000人，而当时全国人口已突破4亿，平均每名正式官员需治理7000余人。如以地方行政官员而论，这一比例则更悬殊。有人指出，世纪末，中国每一知县统治人数为0万人，而革命前的法国，每一地方行政官员统治的人口是000人。二是非正式的吏役群体数量庞大。清代除中央和省道级衙门的吏员不计外，仅县级衙门，就有“千县0万吏”之说。三是县以下乡绅自治。据张仲礼研究，9世纪中国乡绅总数逾百万。中国传统社会就是一个由数万名官员，数十万名吏役和百万乡绅组成的上中下有机衔接的整合体。这样一种独特的组织方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成功地维系了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农业社会的整合。

  与传统社会相比，国民党时期的官僚组织形态发生了显著变化。为了应付“内忧外患‘的大变局，国民党既不能象传统王朝那样“无为而治”，而传统文人士绅的衰亡，县以下的乡村自治已经破裂，在这种情势下，国民党如要实现社会各层次的整合和控制，唯有建立一个从中央直统到基层的金字塔式的巨型官僚机构。与历代王朝相比，国民党的确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据94年统计，国民党中央和省级公务员共计557万余人，另有公役、技工、警兵697余人(见下表)。这个时期县级公务员的实际人数有多少，未见综合统计。以99年推行“新县制”以后的县政府员额编制来推算，一个县政府直属机关公务员大约00人，附属机关公务员也大约00人，全国县级公务员总数当在60万人左右。若将中央、省、县公务员三者总计，则超过5万人，相当于清代文官总数的74倍有余。

  表6－94年国民党中央和省市级机关公务员人数统计

  公务员公役技士、警兵合计

  中央机关27975256

  省市机关246565097479722527

  总计5577022764699255

  资料来源：“中央机关实有员役人数”；(2)“各省市政府实有员役人数及其分析”，均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号6－490。

  但是，5万公务员尚只填充了国民党整个官僚机构的上层部分。随着国民党政权由县而区，由区而乡，层层向下深入时，其公务员人数以几何级数增长。在99年“新县制”实施以前，县以下的正式官僚机构只到区一级，县区两级机构规模尚小，人员编制尚有限。自“新县制”推行后，官僚机构延伸到乡保，县以下基层公务员人数倍增。据942年的粗略估计，区一级干部约需6462人，乡镇一级干部约需6672人，保甲干部约需24090人，共计需要299224人。

  如此庞大的基层社会组织群体，其数量已是清代乡绅的十余倍。任何社会组织都必须有相应的经济系统为其提供物质资源。在中国封建社会，国家只需一定的农业税收即可供养数万名官员，而国民党时期，省以下政权的财政收入仍主要建立在传统农业税收的基础上，而同时期中国农业经济仍处于9世纪以前的发展水平。国家政权的财政需求剧增，显然与传统农业经济的承负能力不相适应。以湖北为例，据942年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称，仅湖北一省实行“新县制”就需要52万干部，若每人每月薪俸十元，全省每年就要6000多万；若每人每月薪俸50元，全省每年就需要亿元。而942年湖北省的年财政收入仅200万元，支付一省行政人员的薪俸尚不敷远甚。就全国而论，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