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书籍或报刊文章，“土豪劣绅”一词几乎触目可见。笔者从民国档案中甚至还发现土豪劣绅之间相互指控对方为“土豪劣绅”的现象。当时社会上流行着“无绅不劣，有土皆豪”的说法，甚至有人惊叹：“试今日之域中(指乡村)，竟是土豪劣绅之天下”。土豪劣绅不仅成为当时**要打倒的对象，也一度成为国民党及其地方实力派要打击的目标。如阎锡山在山西，刘峙在河南，陈诚在湖北，张治中在湖南，均将土豪劣绅与烟毒、土匪等同列为地方公害，而希图加以铲除。凡此，皆说明民国时期绅的裂变和劣化，已凸显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现象。

  民国时期，绅何以会发生群体性的裂变和劣化？要解答这个问题，有必要略为回顾20世纪初作为士绅群体所赖以存续的科举制度的废除和皇权崩溃以后地方绅权的变迁。

  有研究者称，当905年科举制度废除时，不仅革命派的报刊几不注意此事，改良派、保守派的反应也十分平静，既乏愤激者，也少欢呼者。当时的社会舆论大致接近于无声无息，仿佛废除的并非是一个延续了千余年且一直为士子身家性命所系的一个制度。一般的解释，认为废科举从倡议、改良到废除，已喧闹多年，人们已有了相当的心理准备。这种说法实际只到了当时社会心态的一个层面。事实上，所谓废科举时的社会舆论，只可作是当时少数上层士绅的心态反应。而恰恰是这批上层士绅并未深切感受到废科举所引起的社会震荡。因为他们或可继续享有自己的既得利益，或让自己的子弟占据新学堂以及出国留学的机会，很快转变为近代工商业者、新知识分子或新式军人。

  真正悲惨的是那些散居在广大农村的下层乡绅。但他们当时既不易形成自己的力量，更难于表露自己的心声，以至于今天很难揣测他们当时的心绪和处境。难得的是，近年出版的一部清末民初的一位乡绅自述，我们可以从中略见一斑。这部自述是山西太原县清代举人刘大鹏(57－94)所着的《退想斋日记》。96年春，当“裁科考之谣”传到刘大鹏所在的太原县时，立即引起士子们“人心摇动，率皆惶惶”。905年0月，当刘氏获悉已正式停止科考，“心若死灰，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这不仅意味着仕途的中绝，更多的下层乡绅直接感受到生存危机，“生路已绝，欲图他业以谋生，则又无业可托”。对于家有恒产者，尚不虑及吃穿，“若藉舌耕度岁者，处此变法之时，其将保以谋生科？”果然，不到一两月间，已是“失馆者纷如”。这些失馆者因“无他业可为，竟有仰屋而叹无米为炊者”。科举制不仅仅是一种官僚选拔机制，也是一种政教相连，耕读仕进并举的社会建制。科举一废，读书者既无出路，教书者自亦失业。刘氏自述中写道：“人之一生，皆有悟业以养身家。予藉舌耕为恒业垂二十年，乃因新学之兴，予之恒业即莫能依靠，将有穷困不可支撑之势”。“嗟乎！士为四民之首，坐失其业，谋生无术，生当此时，将如之何？”刘大鹏的境遇无疑是当时数十万乡绅处境的缩影。废科举不仅断绝了下层乡绅的政治仕途，甚至危及下层乡绅的谋生手段。衣食足而知礼节。士既无以为生，自然也就难为其他三民的表率。“四民失业将欲天下治安，得乎？”刘大鹏自然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乡绅劣化的一个造因实于此隐伏。

  科举取士，每次幸运者总归是少数。失败者难免会有一种挫折感。但科举制度却有着一种“自我消解挫折感”的功能。这种功能不自于它没有年龄限制，这就为每一个失败者始终保留着下一次成功的机会与企盼。这种机会与企盼的存在，使个别的科场失意者很难凝聚成群体性的社会不满，而且不会形成对现存秩序的巨大的政治参与压力。这一点，新式常常学堂体制迥然不同。“科举初停，学堂未广，各省举贡人数不下数万人，生员不下数十万人，中年以上不能再入学堂，……不免穷途之叹”。即使那么些年龄尚可入新学堂的生员，又苦于学堂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