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特别是0月间志愿军入朝作战，对中国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正如陶铸后来所说：如果说**中央过去主张土改要温和一点，那是因为战争没有了，搞得太激烈了社会震动太大，不利于统战。现在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了，战争的震动那样大，我们正好可以着手解决国内镇反和土改的问题了。而且，经验也证明，“必须以革命的手段解决农民土地问题”。[5]

  0月中下旬以后，**开始放手在全国推动镇压反革命运动。月，**又紧接着全力督促广东、广西、福建等省立即开展全面的土改斗争。正是这一战争形势的到来，对南方等尚未开展土改和正在土改过程之中的省区，产生了重大影响。

  **华东局一向注意反对“左”倾偏向，这时也开始强调放手。[6]结果原本受纪律束缚的江浙各地土改干部迅速开始出现乱捕、乱斗、乱打倾向。据中央政策研究室报告：从2月初华东局宣布放手后，运动马上蓬勃展开，但仅仅半个多月，不少地方就“出现了乱抓乱打的过左现象。如苏南奉贤、浙江嘉兴等地都有一些被吊打罚跪的情形，或者把大批地主不必要的管起来。”[7]无锡一县遭跪、冻、打的有72人，青浦县龙固区几天里就打死了7人。奉贤县5个区被斗的245人中，被打的2人，被迫下跪的75人，被棒打的5人，被吊打的人，被捆绑的人，被剥光衣服的0人，每人一般受多种体罚。宜兴县强迫斗争对象跪碗底，把猫放入斗争对象衣服里面，剪掉妇女的头发和眉毛，常熟县还发生了割掉被斗妇女**的事情。苏南各县（市）土改期间召开村或联合村斗争会64次，乡以上斗争会609次，斗争人数达224人。一个苏南区土改期间仅斗争会上就打死了数十人，并造成了29人自杀。

  西北局因为有947年的教训，再加上西北地区不少地方没有地主，因此一直也比较谨慎。但这时也不能不开始要求干部放手，自然也出现了几乎相同的情况。如平利县四区双河乡对地主、富农、中农以及工商业者40余户进行了全面清算和罚没，连茶缸都不放过。[9]长安乡王曲区斗争地主、富农“打、跪、拔胡子、脱衣服已成习惯”。渭南县九个区一个市的统计，因土改干部乱施刑罚、疲劳审讯逼供逼死了7个地主，5个普通农民和富农、小商、干部及小土地经营者各一人，造成上吊、跳井、自刎镇安县分了富农的土地，竹林管区征收了半地主式富农的自耕地。石泉县7个乡斗了4名旧保甲人员，并把他们和地主集中起来强制劳动。南郑5个乡，平均半数地主成份者被打，自杀了96人。安康县惩治了地主66人，管制了57人，自杀了2人，紫阳县一度将地主几乎全部管制起来。[2]

  和华东、西北相比，中南局明显走得更远。它一上来就明确提出：此前的土改试点地区普遍因为“防‘左’纠‘左’太多”而存在着“和平土改”的偏向，造成了严重的“夹生饭”现象。因此，必须让干部了解，土改不是单纯分田和得到经济果实，土改的根本目的是要“使土改后的农村真正成为新民主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的乡村。为此，不能束手束脚，“不要过早和过分地强调防‘左’”，不要让群众感觉规矩太多，对真正群众大动起来发生的过火行为，不应泼冷水。总之，要搞“斗争土改”，“放手发动群众，掀起一个大规模的农民反封建的革命运动”。[22]

  **中央这时对中南局的这一指示表示了赞赏，并马上转发给各中央局。当然，对乱打、乱杀的后果依然心有余悸的**等，也注意到了中南局指示太过于偏重强调反右倾的倾向，因而特别提醒中南局：“应增加一些防止‘左’倾危险的指示”，指出扫地出门、乱打乱杀等错误不许再犯。然而，这恰恰是中南局认为土改发动时不应去做的，因此它并未在这方面给予重视。[2]

  由于公开强调要敢于放手，并尖锐地提出了反对“和平分田”的要求，中南各省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