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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无人出言阻拦，徽宗皇帝说道：“除这些恩典外，再加上授乐天正六品昭武校尉、拱卫大夫一职！”

  闻言，满朝文武皆是一惊，便是一直合目而立的蔡京也是猛然睁开眼睛，心中更是不解，官家怎么给乐天授了一个武职。

  正当有人吃惊之际，只见枢密使邓洵武出班奏道：“昨日枢密院接到两浙路禁军水师来报，杭州湾外海匪猖獗，恰又在钱塘县境内搅闹，水师几战无功……”

  满朝文武立时心中明白过来，官家升了乐大人武官的职，是有意让乐大人领兵去剿那海匪；有心思灵活的朝臣更是明白官家的另一层含意，教乐大人领兵还有管控杭州商贾海上走私。

  抓了一个出海走私的商贾就查抄了四十万贯钱，要是多抓几个，这大宋每年还会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么么？

  若是放在神宗朝及以前，若官家一提此言，便会有大臣一口否决，然本朝自徽宗登基后，便搞起了一言堂，徽宗皇帝又岂能听进他人之言，再者说蔡京、郑居中、王黼俱都是媚上之臣，又哪里敢反驳徽宗的话，对于乐天的这个任命，自然而然便落实了。

  早朝散去，出了殿的一众官员依旧是议论纷纷，乐大人虽在千里之外，刷存在感刷的太厉害了，与现在相比，之前在汴梁城为官时闹出的那些动静几乎成了毛毛雨。朝堂之上的大小官员们，皆是不经意间将这个名字记得牢牢的。

  满朝文武不知道的是，在延福官的御案上，几日前就有一封被记为《钱塘知县为市舶及海匪患二事疏》的奏折静静躺在那里。这封奏疏里除为大宋市舶税赋流失的反思与海匪为患的剖析外，乐大人还挟带了些私货，多少有一些为自己叫苦叫屈，但也俱都是点到为止。

  其中，第一大部分为描述形势的险恶：

  钱塘前任知县张某被害一案，实属骇人听闻！臣细加追查下来，一为其妾与奸夫合谋；二来张某一案涉及挪用公帑、与商贾合股参与走私，实属骇人听闻，若非张某挪用公帑断不至于县衙钱库小吏席卷银钱而逃；若非如此，下官也不会寻蛛丝马迹而查出走私大案。由此可见过钱塘杭州境内贩私者甚多，更可以看出近年来缉私不利、市舶税法大坏。

  杭州商贾巨富，非它地可比，官员动辄往来，接待一事俱由商贾出资而非府衙出钱，究其细因，正所谓毫厘之末可洞风云。

  臣查钱塘奸商王佐挟私出海，便有杭州余杭商贾胡某鼓动钱塘士绅商贾搬离钱塘，本朝自开朝起便有土地兼并之弊，钱塘士绅商贾离于本地，与撼动朝廷根基有何异哉？臣欲惩其却被杭州知府拦下。

  试问，杭州知府是官家之臣还是杭州商贾之臣？今日这杭州是官家之杭州还是商贾之杭州？朝廷之税赋流入商贾、贪吏之手，此若久矣，我大宋当如何养官豢兵？

  臣到任钱塘两月，躬谨勤于王事，查案、缉私，却招致府衙疏远，商贾侧目，更被陷入牢狱，臣心甚凄……

  总之，乐大人这一部分描写成朝廷税赋流失惨得的模样，同时又很保守的给出了一个数字，仅杭州一地市舶司每年就流失了二百万贯的财税。

  第二部分，乐大人又言明海匪祸患，与因海匪祸患而带来的机遇，并且要权：

  近日，杭州湾海匪祸患日趋严重，官军水师数剿而不得胜，反损兵折将。依臣来看海上匪患虽为祸事，但塞翁失马，焉之非福？可借剿匪患之机，平定匪患，加强缉查海上行私商贾，可谓一举两得。

  另，本地商贾于本地行商，枝叶蔓延可谓树大根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