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了他的心潮，重又恢复了比较正常宁静的生活。

  两个星期很快地过去，剑铭重新回到公司，发现同事之间普通传着一种“耳语”，说夏龙声跟一个内地籍的酒家女同居了。又有人说，那酒家女原是夏龙声的下堂妾，这次是覆水重收。对于这些耳语，剑铭表面上也像一般人一样，用好奇的态度去倾听，以不负责任的论调来批评，暗地里却禁不住去窥测夏龙声的反应。显然地，夏龙声对于那些耳语的内容，完全知道，但正如他的性格所应该表现的：既不加以解释，也不把慧娟介绍给大家，只是一味保持沉默。在剑铭看来，这是很聪明的办法，却非彻底的办法。他以异常好奇的心情，密切地注意着夏龙声到底如何“处理”慧娟。

  一天，剑铭在路上看到夏龙声和慧娟，他赶紧躲开，却从皮鞋店的玻璃大橱窗上，去偷看他们的动态。夏龙声一手牵一个孩子，孩子手里抱着许多玩具，慧娟则提着手袋在后面跟着。剑铭想看看她的神态，可是玻璃上反映得不很真切，无从看起。

  又一天，剑铭在衡阳路遇见慧娟一个人在买衣料。他想躲而躲不了，便在慧娟殷切的邀请之下，挑了附近咖啡馆幽静的一角，谈了起来。

  “龙声告诉我，他看见我那张照片时，怕是认错了。多亏你到我家来看看。”慧娟用小匙搅着咖啡里面的糖块，幽幽地接着说，“也多亏你一点不自私，才有进一步的发展。”

  剑铭苦笑了一下，默默不语。

  慧娟又说：“我相信总有一天见到龙声，真的就见到了。可见得一个人的信心是很重要的。”说完，她重重地看了剑铭一眼，然后端起咖啡来喝。

  她所用的那些“信心”“进一步的发展”之类的语汇，对剑铭忽然发生启示的作用，他问她：“你高中毕业了？”

  “还差一年。”

  “那真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事！我不能想象一个高中的学生，会是一个……”

  慧娟知道剑铭没有说出来的是什么，便蘸着桌上的水渍，写了“酒女”两字，又加上一个问号。

  剑铭不好意思似的点点头。

  “那有什么！多少人家破人亡，像我这种遭遇，还应该算是幸运的。”

  于是，慧娟替剑铭解答了她与夏龙声之间的秘密的最后一部分。她简略地告诉剑铭，她与夏龙声是在1948年从重庆逃向成都的途中失散的，她带着两个孩子，幸亏一个好心肠的军官的帮助，方能搭军机由成都飞海口，再坐船到台湾。当时举目无亲，登报找寻夏龙声亦久无消息。一点微薄的川资，很快就用完，偏偏那个小的男孩幼龙又染上百日咳的毛病。为了生活，更为了替孩子治病，她只好投向酒家，用自己的清白之躯押借了六千元来安顿两个孩子。这几年来，她要维持一份不太简单的家用，供给两个后天失调的孩子的医药费，以及职业上必须支出的服饰脂粉等费用，负担之重，远出乎常人想象之外。另一方面由于她缺乏风尘中人那份妖冶放荡的气质，所以收入远不能与当红酒女相提并论，以致一直不能自拔。虽有类似剑铭这种客人，极力劝她“从良”，但她只能感激在心里，因为她要等待夏龙声。

  至于夏龙声自成渝道中与慧娟失散以后，辗转到达香港，先以难民身份住在调景岭，自顾不暇，当然无法找寻慧娟。以后由于同乡的帮助，在一家金号中找到一个低微的职位，慢慢地在几次投机的交易中大获其利，便与几个同乡合伙另立门户，逐渐发展，才有今天的地位。据夏龙声告诉慧娟，其间曾几次在台湾登报找寻“李素芬”，但慧娟既很少看报，也没有人知道李素芬就是慧娟，自然是不会发生任何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