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点，这里“内忧”和“外患”没有明确的界线。正因为这样，我国政府已经把新疆和西藏视为我国的核心国家利益。这显然具有充分的政治理性。新疆和西藏问题不仅仅是政治社会稳定的问题，不仅仅是民族问题，而且更是国家统一的问题，并且从国际关系上来说，更具有其至高无上的国际战略意义。

  无疑，西藏和新疆已经成为我国国际关系中越来越重要的因素。一旦被认定核心国家利益，我国政府就必然作外交动员，动员一切尽可能的资源，来应付这些问题。可以说，这些问题已经消耗了我国政府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一定程度上，我国的外交系统已经开始穷于应付与新疆和西藏有关的问题。例如每次达赖喇嘛访问一个国家都会导致有关方面的紧张和惊慌，每次访问之后，我国和该国的外交就会趋于低潮。

  多年来，我国高调谈论海洋外交的问题，思考着我国如何变成一个海洋国家。这也非常重要，因为随着我国的发展，我国迫切需要发展和海外的关系，并且我国的（至少）经济利益也开始走出去，我国需要海洋外交来增进和保护我国的在国际社会的利益。然而，随着新疆和西藏问题的频繁发生，我国的海洋外交正在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制约。我国的历史上也发生过多次海洋外交和内陆外交的争论。人们对我国为什么没有成为一个海洋国家一直具有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内陆问题或者内陆外交是我国成为海洋国家的重要制约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历史正在重复着自身。

  如何跳出历史的重复？这考验着我国的领导层。这里，至少有三个层面的问题需要思考。首先是新疆、西藏问题本身。尽管因为全球化和区域化等因素，外在的影响不可避免。不管我国在外交方面作怎样的努力，西方和周边国家绝对不会放弃在新疆和西藏问题上的战略考量。这就要求我国从内部来解决问题。外部因素总是要通过内部因素发生作用。在这方面，我国需要重新思考建国以来的民族政策，并且在此基础上要花数十年时间，下大力气来调整民族政策。如果西藏和新疆问题能够成为内部发展的重要议程，问题并非不能得到解决，至少可以把这些问题置于可控制的范围内。

  其次，我国也需要思考其国际战略的重心。鉴于我国的特殊的地缘政治因素，我国的外交重心必须放在亚洲。如果我国不能在亚洲崛起，那么很难谈得上在国际上的崛起。考虑到新疆和西藏问题，这种转移显得更为重要。我国在周边外交上已经有不小的努力，例如积极组织和参与江汉合作组织，但这些远远不够。在这方面，我国要重新思考坚持多年的外交为经济服务的原则。我国已经具备了很强的经济能力，在很多方面，经济必须开始为外交服务。

  更为重要的是，我国要继续海洋外交。把西藏和新疆作为有效的手段来制约我国，把我国限制在内陆国家，这是西方的战略。我国如果放弃了海洋战略，而把所有精力放到内陆外交，这是西方所希望看到的。但正如我国本身的历史所显示的，内陆外交战略会使得我国的发展不可持续，甚至导致发展危机。可惜的是，即使在海洋战略方面，我国有关方面说得不少，但没有具体的行动。我国要成为海洋国家，但并不具备足够的手段和工具。在海洋战略方面，我国在很大程度上高度依赖于其他国家的“恩惠”，尤其是美国，就是人们所说的我国“搭便车”的问题。尽管“搭便车”在一定阶段也是一种选择，但从长远看，非常不可靠。作为大国，我国必须依靠自己。

  应当看到，海洋战略的强化会缓解甚至解决内陆外交问题。我国还没有崛起之前，西方诸国都想围堵我国，但等我国崛起了，西方就改变了策略，承认我国的崛起。同样道理，现在西方和周边国家都努力寻找各种牵制我国的因素，遏制我国的影响力走向世界。新疆和西藏只不过是他们的手段。但等我国真正成为具备了全球性影响力